《後漢書》是一部由我國南朝宋時期的歷史學家范曄編撰的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 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 前四史 ”。
書中分十紀、八十列傳和八志（司馬彪續作）, 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東漢的漢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 下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 共195年的史事。
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東漢的漢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 下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 共195年的史事。 《後漢書》紀十捲和列傳八十卷的作者是范曄, 章懷太子李賢注, 此書綜合當時流傳的七部後漢史料, 並參考袁宏所著的《後漢紀》, 簡明周詳, 敘事生動, 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後漢史。 北宋時, 有人把晉朝司馬彪《續漢書》志三十卷, 劉昭注, 與之合刊, 成今天《後漢書》。
《後漢書》大部分沿襲《史記》、《漢書》的現成體例, 但在成書過程中, 范曄根據東漢一代歷史的具體特點, 則又有所創新, 有所變動。 首先, 他在帝紀之後添置了皇后紀。 東漢從和帝開始, 連續有六個太后臨朝。 把她們的活動寫成紀的形式, 既名正言順, 又能準確地反映這一時期的政治特點。 其次, 《後漢書》新增加了《黨錮傳》、《宦者傳》、《文苑傳》、《獨行傳》、《方術傳》、《逸民傳》、《列女傳》七個類傳。范曄是第一位在紀傳體史書中專為婦女作傳的史學家。尤為可貴的是, 《列女傳》所收集的十七位傑出女性, 並不都是貞女節婦, 還包括並不符合禮教道德標準的才女蔡琰。
《後漢書》結構嚴謹, 編排有序。 如八十列傳, 大體是按照時代的先後進行排列的。 最初的三卷為兩漢之際的風雲人物。其後的九卷是光武時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將領。 《後漢書》的進步性還體現在勇於暴露黑暗政治, 同情和歌頌正義的行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長統傳》中, 范曄詳細地收錄了八篇抨擊時政的論文。 《後漢書》一方面揭露魚肉人民的權貴, 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剛強正直、不畏強暴的中下層人士。《後漢書》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
《後漢書》自有其特點。 從體例上看, 與《史記》和《漢書》相比, 有一些改進。 在本紀方面, 它不同於《漢書》的一帝一紀, 而是援引《史記·秦始皇本紀》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嬰的先例, 在《和帝紀》(和帝劉肇）後附殤帝(殤帝劉隆), 《順帝紀》（順帝劉保）後附衝、質二帝。 這既節省了篇幅, 又不遺漏史實, 一舉而兩得。 在皇后方面, 改變了《史記》與《漢書》將皇后列入《外戚傳》（呂后除外）的寫法, 為皇后寫了本紀。 這樣改動, 符合東漢六個皇后臨朝稱制的史實。
在列傳方面,《後漢書》除了因襲《史記》、《漢書》的列傳外, 還新增了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和列女七種列傳。 這些列傳既是新創, 又反映了東漢的實際情況。 如東漢一代黨錮大興, 許多比較正直的大臣都以結黨的罪名被殺；另外, 東漢的宦官多參與朝政, 殺戮大臣, 是黨錮之獄的主要製造者。 這些現象充分反映了東漢王朝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和鬥爭。范曄根據這些史實, 創立了黨錮和宦者兩個列傳。 為列女立傳, 最早始於西漢的劉向, 范曄在劉向的啟發下增寫了《列女傳》, 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現。 他寫《列女傳》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 不必專在一操而已。”他的《列女傳》中, 有擇夫重品行而輕富貴的桓少君、博學的班昭、斷機勸夫求學的樂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等, 不拘於三綱五常的界域。
史書特色
（1）無“表”
《後漢書》雖然只有本紀、列傳和志, 而沒有表, 但范曄文筆較好, 善於剪裁, 敘事連貫而不重複, 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無表的缺陷,
使以後史家競相效法。
（2）創制類傳
《後漢書》繼承了前代的紀傳體制, 但在編寫上又有所創新。 在人物類傳方面, 除承襲《漢書》的《循吏》《酷吏》《儒林》等類傳外, 憑著對社會的更進一步的剖析與理解, 結合東漢社會的特點, 他又創制了前代史書中所沒有的《黨錮》《宦者》《文苑》《獨行》《逸民》《方術》《列女》等7種新的類傳, 而後6種類傳為後世大多數紀傳體史書承襲, “所增《文苑》《列女》諸傳, 諸史相沿, 莫能刊消”（邵晉涵《江南書錄》）, 使緣乎東漢歷史的體例獲得了超越時序的永恆的史學價值；
（3）合傳編寫
在合傳方面, 范曄受類傳編纂的影響, 不拘時序把有相似點的人物放在一起撰寫（但又不同於類傳）, 這使編者更易於編寫, 而讀者更易於理解把握所傳人物, 對後世史學編纂亦有很大影響。如王充、王符和仲長統三人, 並不是同時代的人, 因為他們都輕利祿而善屬文, 行為近似, 所以合傳。
（4）觀點鮮明
《後漢書》除體例上的創新外,
最顯著的是觀點鮮明, 褒貶一語見地。 如, 他不為那些無所作為的大官僚立傳, 而為許多“操行俱絕”的“一介之夫”寫了《獨行列傳》, 充分地表明了他愛憎分明的態度；《黨錮傳》則正面歌頌了張儉、范滂和李膺等人剛強正直的風尚；在《楊震傳》中, 多處歌頌了楊震及其子孫廉潔奉公的家風；《宦者傳》讚揚了蔡倫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 對於侯覽等人則直書其“兇家害國”。 特別是《後漢書》的“論”“贊”, 以犀利的筆鋒評判是非, 表彰剛正, 貶斥奸惡而嘲笑昏庸, 更是一大優點。
（5）再現歷史, 史料充足
《後漢書》再現了東漢的歷史,
保存了東漢一代的諸多史料。 東漢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狀況, 朝代興衰歷變, 歷史大事件等等, 諸如黨宦之爭、黨錮之禍、圖讖盛行等史實, 皆賴其保存記錄。《後漢書》還學習了班固的《漢書》, 保存了東漢學者大量有價值的論著, 於人物傳記中附載, 如《崔寔傳》中載其《政論》一篇, 《桓譚傳》中載其《陳時政》一篇, 《張衡傳》中載其《客問》、《上陳事疏》和《請禁圖讖》等三篇, 《蔡邕傳》載其《釋誨》一篇, 等等。 這些論著, 都是研究東漢社會的珍貴史料, 且對後代社會有一定的參考和實用價值, 若不是范曄附錄書中, 恐怕早已淹沒於歷史長河中了。
影響
范曄在編著思想上則更類司馬遷,
他在《班彪列傳》中云：“彪、固譏遷, 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 否正直, 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美, 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批評了班固《漢書》的思想局限。 所以, 范曄在《後漢書》中, 承襲了《史記》中的《滑稽》、《日者》、《龜策》而創制了《獨行》、《逸民》、《方術》等類傳, 並首創了《列女傳》以褒美女子中“才行尤高秀者”, 打破了以往史書中拘於正統思想而除皇族女性外不為女性立傳的禁例等, 足見范曄著史書的科學態度和才華膽識, 非班固等所能比擬。 至於後世史家承襲《 列女傳 》體例而將其內容改為“烈女節婦”傳, 比范曄的編著思想正統卻遜色多了。
范曄所新設置的七個類傳, 除《黨錮列傳》以外, 對後世史家影響是比較大的。 多數類傳都為後來的史家所沿襲。 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看, 范曄所撰的《後漢書》雖比不上司馬遷所著《史記》那樣, 創立紀傳體史書的宏規, 也沒有如班固撰《漢書》那樣, 建立紀傳體斷代史的範例。 但是在完善紀傳體斷代史方面, 卻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這主要表現在類傳的設置。 《史》、《漢》類傳比較少, 一方面是社會歷史現實反映還沒有這主面的需要, 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 還沒有顧及到這些方面。 例如劉向在西漢末寫了《列女傳》, 《漢書》為設置這一類傳是完全有條件的, 而班固卻沒有註意到這一點。 又如儒林、文學的分別立傳也是有必要的, 《漢書》沒有分立, 到范曄才實現了這一客觀需要。 從《後漢書》新增了七個類傳以後, 紀傳體史書的類傳名目, 大體上就齊備了。 後來的紀傳體史書只在個別傳目有所增減外, 基本固定下來了。
《後漢書》所以成為不朽的史學名著, 也因為它在編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紀傳體是一種綜合體裁, 在這種體裁中如何統籌全局, 詳略得當地再現史實, 是個很棘手的問題。 范曄對全書作了細緻的整體規劃, 對史實進行了認真的剪裁。 書中所述史實規避得法, 彼此間既有照應, 又不重複繁冗, 表現出高超的史學技巧。 通過他的妙手剪裁, 《後漢書》井井有條地敘述了東漢一代的歷史興亡大勢, 錯落有致地描畫出東漢一代的社會、民情與人物百態。 劉知幾稱讚《後漢書》“簡而且周, 疏而不漏”（《史通·補注》）, 王應麟則說：“史裁如範, 千古能有幾人？”（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這方面的成就。
關於《後漢書》的思想價值, 清人王鳴盛評曰：“范書貴義德, 抑勢利, 進處士, 黜奸雄, 論儒學則深美康成（鄭玄）, 褒黨錮則推崇李（膺）、杜（密）, 宰相無多述而特表逸民, 公卿不見採而特尊獨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應當說, 這個評價頗為中肯, 然“公卿不見採”改為“公卿少見採”可能更恰當, 且褒隱逸、尊獨行亦未到極端的程度, 只不過和其他正史相比較突出罷了。 具體說來, 《後漢書》有肯定王權秩序、頌揚忠貞名節等儒家正統思想, 亦有褒揚避世隱逸、狂狷放達的道家玄學思想 , 還有對佛教思想的批判等。
宣揚儒家正統思想亦應為《後漢書》的基本內容。 《後漢書》中對大部分人物的褒與貶, 有一個正統儒家思想的標準：有利於社稷安定、國計民生的忠貞之士, 即受褒美；反之, 即受貶責。
《後漢書》中褒讚了大量的勤政愛民者 。 如《循吏列傳》中記傳衛颯時, 贊其人“理恤民事, 居官如家, 其所施政, 莫不合於物宜”；記傳王景時, 歷數其修渠治水、教民耕作蠶織等政績, 贊其勤政愛民；記傳王渙時, 寫其敦儒學, 習《尚書》, 讀律令, 清正廉明, 善斷案, “曲盡情詐, 壓塞群疑, 又能以譎數發佞姦伏……”又如在卓茂、魯恭、魏霸、劉寬等傳記中, 贊其治行卓著；杜根、劉陶、李雲等傳記中, 贊其仗義直諫；班超、梁謹等傳記中, 贊其大智大勇, 立功西域……這種讚揚表現了對王權秩序和國計民生的維護。
《後漢書》中還對仗義執節者大加讚美 。 《黨錮列傳》中寫李膺受陷害, 遭黨錮之禍時, 拒不逃避, 曰：“事不辭難, 罪不逃刑, 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 死生有命, 去將安之？”從容就死。 范滂“少厲清節, 為州里所服。舉孝廉, 光祿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 及遭黨禍, 亦慷慨就死：“其母與之訣, 滂白母曰：'仲博（其弟）孝敬, 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
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 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 死亦何恨！既有令名, 复求壽考, 可兼得乎？'滂跪受教, 再拜而辭。”這是一幅舍生取義、母子訣別的撼人圖畫。 顯然, 范曄對此是大加讚美的, 亦即是對封建忠義的讚美。
與作者對上述記傳人物的態度相反, 范曄對外戚、宦官的橫暴專權、禍國殃民則大加撻伐 。 東漢中葉, 和帝、安帝以後, 皇帝都是幼年即位, 不能執掌朝綱, 於是開始了外戚與宦官爭奪王朝統治權的混亂局面。 如桓帝與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宦官計議殺了梁翼, 五人俱被封為侯。 於是, 他們居功自傲, 把持朝綱, 窮奢極欲, 禍國殃民。 《後漢書》對上述的外戚與宦官們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
綜上所述, 可見《後漢書》 肯定了王道秩序, 讚美賢達忠義, 鞭撻奸佞邪惡, 基本上體現了儒家正統思想觀念。 其實, 這也是它被定為“正史”的根本原因之一。
《後漢書》 對佛教與讖緯思想基本上是否定的 。 在《西域傳·論》中, 范曄評價佛教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 空有兼遣之宗, 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 蠲弊崇善, 所以賢達君子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 奇譎無已, 雖鄒衍談天之辯, 莊周蝸角之論, 尚未足以概其萬一。又精靈起滅, 因報相尋, 若曉而昧者, 故通人多惑焉。”指出了佛教的荒誕不經。 又, 《張衡傳》中載其《請禁圖讖》一篇, 作者以欣賞的口吻敘述了他上疏的情況：“衡以圖緯虛妄, 非聖人之法, 乃上疏曰：'此皆欺世罔俗, 以昧勢位……宜收藏圖讖, 一禁絕之, 則朱紫無所眩, 典籍無瑕玷矣。'”聯繫《宋書》本傳中亦說范曄“常謂死者神滅, 欲著《無鬼論》”, 其臨死前“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決無佛鬼”, 亦有助於理解《後漢書》的這一思想傾向。
《後漢書》原來通行的注本, 紀傳部分是唐高宗的兒子章懷太子李賢注的, 他注范書著重訓詁, 跟劉昭不同。王先謙說他注後漢書不比顏師古注漢書差, 可惜非一手所成, 不免有漏略之處。實際上他立為皇太子以後, 才跟張大安等共注後漢書, 到他被廢為庶人, 注書工作結束, 前後只有六年, 沒有充裕的時間詳細校訂, 漏略再所難免。 何況他們的注書工作似沒有全部完成, 如南匈奴傳的注, 复沓紕謬, 至於不可究詰, 體例和文字也跟前後各卷不同,
可能不是出於他們之手, 而是後人補撰。重點是解釋文字,
但也參考其他東漢史書；對史實有所補正, 為各志作注的是南朝梁劉昭。 梁書劉昭傳說他“集後漢同異, 以注范書”, 可見他注范書略同於裴松之註三國志, 偏重於事實的補充而略於文字的訓詁。 八篇志的注, 就是這樣的。 此外, 清惠棟的《後漢書補注》、王先謙的《後漢書集解》這兩家注, 也頗受人們重視。
《後漢書》的版本流傳, 經歷了複雜的過程。 在唐代, 劉昭所注《後漢志》三十卷與李賢所注《范書》是單獨別行的, 直到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後漢書》初刻本及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的校定本, 都還沒有收入《續志》。 到了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 由於孫奭的建議, 此後的刻本才把《續志》附在范書紀傳之後合刻。 毛氏汲古閣本也是如此。 而明代監本在合刻時抹掉了司馬彪的名字, 改劉昭注補為補並註, 清代武英殿本又照明監本翻刻。 這樣, 就很容易使人誤認為八篇志是劉昭注並補的了。 1965年由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後漢書》, 對於古人在這方面的粗略疏忽進行了清流正源的工作。 校點者參考各本, 重編新目；在排列順序上, 把范書紀傳部分及李賢注放在前, 司馬彪所撰《續志》及劉昭注放在後, 各部分都寫明作者姓名。 經過這一整理, 整部《後漢書》面目一新。 現存《後漢書》, 以宋紹興刊本為最早。
《後漢書》的紀傳部分為唐高宗太子李賢所注。 司馬彪的志, 注者是南朝梁人劉昭。 劉昭的注原包括全部范書及司馬志, 李賢的注即是以此為基礎, 參照其他各書增刪而成的。 李賢以志非范書, 故不注, 劉注作為補闕才與李註一並流傳下來了。 清人註釋《後漢書》的著作很多, 其中以惠棟的《補注》為最好。 後來王先謙採集眾注合成《集解》一書, 更為後學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後漢書訓纂二十五卷(清)惠棟撰(范氏後漢書訓纂、司馬後漢書訓纂、司馬氏續漢志訓纂)抄本
後漢書蒙拾二卷(清)杭世駿輯錢塘汪氏《道古堂外集》刻本
後漢書辨疑十一卷(清)錢大昭撰廣雅書局刻本
後漢書瑣言(諸史瑣言卷九至十二) (清)沈家本著沈寄簃先生叢書本
後漢書拾遺(清)林茂春撰稿本
後漢書補逸二十一卷(清)姚之[馬因]輯會稽徐氏抄本
後漢書校語- 稿本
後漢書注校(清)吳壽煬撰稿本
後漢書補註二十四卷(清)惠棟撰嘉慶德裕堂刻本
後漢書補注續(清)侯康撰廣雅書局刊本
後漢書注又補(清)沈銘彝撰同治八年(1869)刻本
後漢書注補正八卷(清)周壽昌撰廣雅書局刊本
後漢書注考證(清)何若瑤撰廣雅書局刊本
謝氏後漢書補逸(清) 姚之[馬因]輯孫志祖增訂稿本
續漢書辨疑九卷(清)錢大昭撰廣雅書局刊本
十意輯存十六卷(漢)蔡邕撰; (清)於文華輯清東陽於氏叢書本
後漢書華佗傳補注(清)張驥撰民國二十四年(1935)刻本
後漢郡國職方表(清)劉庠撰稿本
漢季方鎮年表(清)吳廷燮撰景社堂刊本
學古堂日記·後漢匈奴表(清)雷浚編光緒刻本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清)吳仁傑撰知不足齋叢書本
兩漢訂誤四卷(清)陳景雲撰丙子叢編本
天文貢獻
《後漢書》中有如下記載：“十月癸亥, 一客星出於南門, 其大如斗笠, 鮮豔繽紛, 後漸衰萎, 於次年六月沒。”後漢書這段文字記錄了發生於2000年前的超新星爆發事件, 如今科學家為這個超新星編號為RCW 86, 距離地球大約8000光年。
公元185年正值中國東漢, 當時中國的天文學家在天空中觀察到一次超新星爆發過程並對此做了記錄。 他們稱之為“客星”。當時的中國天文學家們在夜空中看到了一顆極亮的“新星”, 色彩鮮豔, 直到第二年的6月份才逐漸消失, 前後一直在天空閃耀了將近8個月。 20世紀60年代, 科學家們經過研究後確認,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超新星爆發紀錄。
2011年最新的天文研究發現, 借助美國宇航局斯皮策空間望遠鏡以及廣角紅外巡天探測器(WISE)的強大紅外觀測能力, 科學家們發現這一超新星爆發發生於宇宙中一片氣體和塵埃相對匱乏的區域。 這樣的環境讓超新星爆發發出的光芒得以傳播地更快也更遠。 這個超新星爆發留下的遺跡如今已經變得非常巨大, 擴張速度極快。 事實上它如今的尺寸比我們預料一個2000年爆發的超新星應當遺留的遺跡尺寸整整大了2~3倍。
中國古代天文學家觀察到的RCW
86屬於一類所謂的Ia型超新星。 雙星系統中, 一顆和太陽類似的普通成員恆星逐漸年老, 終於走向死亡。 它收縮成一顆緻密的白矮星。 但是由於它屬於一個雙星系統, 於是它開始從其伴星身上“盜取”物質。 物質以吸積盤形式下降抵達白矮星的表面, 在此過程中由於勢能釋放以及摩擦作用使白矮星的溫度不斷上升。 當這種吸積作用速度太快太劇烈時, 白矮星的質量將不斷增加, 核心區溫度急劇上升, 最終在一瞬間引發劇烈爆炸, 徹底摧毀白矮星。 這種爆炸極為劇烈, 其在1秒內發出的能量幾乎相當於太陽在其整個主序星階段發出能量的總和, 因而極其明亮。 白矮星就像是一塊已經燃燒完, 但還冒著煙的煤渣。 如果這時候你給它倒上一桶汽油, 它立即又會再次燃燒。 科學家研究首次揭示一顆白矮星可以在自己周遭清出一個清空區, 隨後才發生Ia型超新星爆發。 正是這一清空區可以解釋為何RCW 86爆發遺跡會變得如此之大。 當爆發發生時, 大量碎屑物質急速向外擴散, 由於周遭已經被清空, 因而沒有氣體或塵埃阻擋減速。 這就讓超新星爆發產生的圓球狀碎屑雲得以迅速擴散至巨大的規模。
